邱钟惠是新中国第一代乒乓球运动员，也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发展的见证人。1961年，她为祖国夺取了第一个世界女子冠军，从而打破了国际乒坛一直为欧洲和日本选手垄断的女子单打盖斯特杯的历史。
广东经济出版社新近出版了邱钟惠的自述《笑对人生》。该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历史，展示了中国第一代运动员的精神风貌。在书中，她没有回避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所经历的艰难岁月，没有回避自己在感情、心灵上的创伤和自己内心的各种矛盾和斗争。下文是该书的节选。
1964年，充满着对爱情和生活的渴望和憧憬，我结婚了。这一喜讯使不少人感到惊奇，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爱情不仅给人们带来幸福，也常常让人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
正当我处于热恋阶段时，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另一个人，他就是当时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员张子伟。张子伟是黄勇的朋友，是在一次我和黄勇一齐看戏时认识他的。可是，万万没想到，我与张子伟阴差阳错竟成了夫妻。要探索这场风波的起因，还必须回顾我生活中的一段莫须有的插曲：
1961年，我在获得世界冠军之后，身体状况欠佳，感到全身无力，长期发低烧。当时队里也很焦急，并安排大夫陪我检查。那时，协和医院、友谊医院、天坛医院等几乎所有北京的大医院都跑了一遍。每到一处，都是最好的大夫给我诊断，但始终未能查出结果。一开始，甚至还怀疑我是否得了癌症。后来在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病状稍有好转。可是低烧仍未能根除。
在我住院治疗期间，社会上就盛传我与著名京剧演员张君秋“关系暖昧”，说我“秘密住院是为了打胎”，如此云云，一时间，成了一段爆炸性的“桃色新闻”。
其实，当时我与张君秋素不相识。倒是因为这些谣言，我才有机会结识了张君秋这位京剧大师。
贺龙元帅得知后，十分气愤地说：“造谣造到我们的世界冠军头上来了。”于是责令有关领导追查造谣者，事过多年，我才得知，当时领导专门派人到医院调查，居然还查出了事情的原委。
那是1959年，准备参加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乒乓球队，先到当时的民主德国，然后赴联邦德国参赛。离开民主德国前，领队吩咐所有队员将自己的文字和日记等材料全部销毁，以防到资本主义国家后泄密。我便把自己的日记撕碎，扔进了纸篓。
没想到，我的一位队友出于好奇，偷偷地将那些纸片捡出来看，从中了解到我的一段隐私。
1953年，我刚到中国女子乒乓球队不久，就认识了中国足球队著名门将——张俊秀。那时，所有的国家运动队都在天津。1958年，中国乒乓球队和中国足球队搬到了北京东郊工人体育场，在一起生活和训练。我是个“乐天派”的人，性格开朗，为人随和，整天嘻嘻哈哈的，足球队的队员们都叫我是“快乐的小乒乓”，在训练之余，经常找我打乒乓球，我也经常找他们打排球，踢足球。久而久之，我喜欢上了张俊秀，觉得他人品、性格好，乐于助入，善解人意。于是一有空便去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和训练。当时，张俊秀是中国足球队的主力门将，技术堪称一流，被国外报纸誉为“攻不破的中国长城”，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他飞身鱼跃扑球的动作，觉得又潇洒，又漂亮，但我从未向他表白我的感情，只是在日记里悄悄地倾吐心声。没想到，这位队友却将我的日记碎片重新拼贴起来，将我这段隐私捅了出去。领导得知后，马上找我谈话，我也将实情告诉了他。他也很关心我的个人问题，便去找张俊秀了解情况。但结果令我颇为失望——张俊秀已经有了未婚妻！为这件事，我跟张俊秀单独谈了一次话。张俊秀说，他的未婚妻人品好，对他也很好，他不能够见异思迁，喜新厌旧。我更加钦佩他的为人，心平气和地对他说，没关系，我一点也不了解你这方面的情况，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对你和未婚妻的关系带来不好的影响，我们谁也不要将这件事放在心里。一直到现在，我跟张俊秀还保持着好朋友的关系。张俊秀退役后，曾任中国足球队教练、中国足协副主席，为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后来这位队友在天坛医院住院治疗时，其他一些病友、护士就向她打听我的情况，问我男朋友是谁等等。当时，这位队友就告诉别人说，我的朋友是张俊秀。因为她是广东人，普通话吐字不清，于是“张俊秀”就成了“张君秋”。以后那些热心的“好事者”更是添油加醋，以讹传讹，最后就编出了那段“桃色新闻”。
名人遭诽谤，古来有之，只是被造谣的人命运迥异。解放前影星阮玲玉曾无可奈何地留下“人言可畏”的长叹弃世而去，而对于我来说，谣言也只不过是拂面冷风，不屑一顾。
当时，张君秋大师也怕我这样一个单纯的女孩子，受到如此诽谤想不通，特让京剧大师裘盛戎的女儿来安慰我，让我不必在意。张君秋大师的坦荡君子风度，使我深为感动，也给我一股精神力量。我感到自己虽然被冤枉，但由此而能结识京剧大师张君秋也觉得是一种荣幸。
谣言毕竟是谣言。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一段谣传后来却又成为爱情生活中的一块绊脚石，最终使我改变了生活的道路。
这段谣传自然也会传到我的恋人黄勇的耳中。但是，他始终未提及此事。凭我的直觉感到，他不提此事，正是表明他对我的了解、尊重和信任。我相信黄勇绝不会相信那些谣言，自己也就毫无必要向他解释什么了。我从心里感激他的理解和信任，这也是爱情的基础，失去了它，爱便是虚无缥缈的了。
有一次，我打电话约黄勇一同看戏，他不在，我请接话人转告让他晚上在“人艺”门口见面一同看戏。但等了很久仍不见他来。后来证实，这并非他的过错，是接话人并没有转告他。正当我在焦急等候的时候，张子伟从剧院走出来。得知我未遇黄勇，他便请我到他的宿舍坐坐，聊聊天。这是我第一次与张子伟单独见面。此后，张子伟又多次约我到人艺看戏。
有一次，张子伟告诉我：“黄勇并不信任你，他对你那些传闻半信半疑，我还为你辟谣呢。”并说：“其实黄勇虚荣心很重，他曾到处炫耀与你的关系，他喜欢你只是因为你是世界冠军。”
这些话，使我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我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我心想：他不信任我，说明他并不真正了解我，那么他到底爱我什么？仅仅因为是世界冠军！这太可怕了。世界冠军的荣誉好比天空中的浮云，一飘即逝，如果爱情的基础是建立在这样脆弱的沙滩上，还能长久吗？况且，他的文化水平，外貌仪表又都在我之上！于是，我没有作任何的了解和解释，毅然与他断绝了来往。那段曾经带来过喜悦和幸福的爱情就此夭折了。
回忆这段经历，我的心情仍然是沉重，那么内疚。我觉得自己太“武断”、太轻率、大自傲……我不容他一点解释和辩解。一切逝者如斯，覆水难收了！
后来，当我真正地感悟过来时，才真正体会到我的幼稚、傲气和轻信给自己带来的苦果，使我失去了一位值得心爱的人，并使我在以后的婚姻问题上遭受挫折，铸成不可挽回的错误。
我这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谁的事，但唯一被我伤害的却是对我那么理解和忠诚的黄勇。为此我非常内疚，但已无法挽回。
后来在1987年，我偶然从一位朋友口中得知，我与黄勇断交后，他一直没交女朋友，至今仍孤身一人。听到这一消息后，我的心受到极大的震动，甚至连续几夜失眠。我悔恨，我自责，咒骂自己是个该死的女人，判定自己今生今世不应得到宽恕，有时竟从梦中惊醒……我的精神几乎垮了，我真想立即写信向他深表歉意，并且劝他不要为这个不值得爱的女人而终生不娶。但冷静思考后，觉得错误已铸成，事已时隔近30多年，无论我怎么忏悔，如何苦劝，都无济于事了。相反，这只能再次触及他心灵深处的伤痕，又一次地使他受到伤害。那么我不是更残酷了吗？经过反复的思索，我决定还是把忏悔永远埋藏在心中……
1963年，我和黄勇分手后，张子伟进入我的生活。
张子伟是当时人艺一位演技较好的演员，当时他的戏演得很出色，也曾使我为之倾倒。由于我性格开朗，酷爱文艺，因而与从事文艺工作的人也很有共同语言。在我面前，张子伟总是显得很善解人意，与周围的人，相处也很融洽，对我更是关怀备至。而我对他的感情从朦胧地对他艺术才华的敬慕，发展到感激他对自己人格的尊重直至产生了爱情。张子伟一再向我承诺，虽然他不敢保证我一生幸福，但他对我定能真诚相待。
这些表白又一次打动了我的心。我对爱情充满着幻想和浪漫的色彩。就这样，1964年春节，我和张子伟终于结婚了。这段感情发展之迅速，连我自己也感到意外。不少朋友也因此感到惊奇。但是，我感到唯一可以默默告慰自己的是：我相信凭自己的感觉、判断力和对爱情的那份执著感情，我的选择不会错。
就是这样充满自信和渴望，我走进了人生道路上一个新的阶段。
但天不从人愿。婚后的生活并非像我所憧憬的那样充满欢乐和幸福。
婚后，他经常不回家，两人很少有机会交谈。不久，我怀孕了。这是意料之外的结果。但是，我想，孩子是爱情的结晶，他的降临，也许会给家庭带来新的欢乐和凝聚力。
可是，他对家庭完全失去了兴趣，而且经常为一点小事而争吵。有一次，我乞求他不要在家里抽烟，以免影响胎儿的生长。而他却气势汹汹地说：“你可以回到你自己的房子里去嘛！”
在这之后，难以见到他的影子。当我快临产时，我的朋友通知他，他竟然借故连医院也不去。我难过极了，不禁暗自流泪。
对于我这样一个从事体育这种特殊职业的女性来说，不仅肩负着培养新一代乒乓球运动员的重任，还要尽母亲的职责，并承受一个家庭主妇的沉重负担。在60年代，经济困难，物质又十分匮乏，过去我们长期以来过惯集体生活，一直享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无需为个人生活而奔波，而如今，一切都得自己动手，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
那几年的甜酸苦辣不是一段文字所能概括的。我恍惚生活在戏剧之中，一走出角色有如恶梦初醒，悔恨莫及。他的行为足以说明，他在婚前的那番“真诚”的许诺，只不过是一种为了达到某种自私的欲望毫无价值的表白而已。
我们这种若即若离的夫妻生活，终于走到了尽头。在那段“横扫一切”的特殊年代里，他那神秘的面纱终于被揭开了。他因生活道德品质问题而受到舆论的谴责。
这一切犹如晴天霹雳，撞击着我那已经受到创伤的心灵。
然而，此时的我已经多了几分成熟，少了几分稚气，多了几分宽容，少了几分傲气。我想：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人的一生不可能无过，知错能改，就能获得新的力量，何况，我们已经有了家，有了孩子。于是，我向他敞开胸怀：“只要你认识错误，并对以后的行为作出承诺，双方可以重新生活，共同营造一个温馨的家。”然而，面对我的宽容与坦诚，他却说，他愿接受我提出的任何决定，但却不能作出任何保证……
我最后的梦想就这样宣告破灭了。
1967年，我们在没有争吵的和平气氛中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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